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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兔年第一声惊叹，属于春晚节目《满庭芳·国色》带火的“色彩新潮流”

　　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梅红、鞠衣、麹尘、缃叶、菡萏、纁黄、伽罗、月白、天缥、青骊、岱赭、凝夜紫、远山黛……舞为语，曲为韵，优雅演绎一众中国传统颜色的东方意趣，连日来，亮相兔年央视春晚的创意类节目《满庭芳·国色》凭借耐人寻味之美霸榜热搜、刷屏网络。“中华颜色一眼万年，惊艳岁月”“老祖宗的配色，绝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大众对于中国传统色彩的钟爱，从网友们的真情留言中可窥一二。

　　气韵雅致的中国古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语汇。它们远不止于色彩，更承载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背后蕴藏着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也因而，随《满庭芳·国色》而“出圈”的大美中国色，点燃的不仅仅是时下的“色彩新潮流”，更有由悠远、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有力支撑的文化自信。

　　从圈粉的“延禧色系”到热搜的“宫墙红”，中国色无声释放传统文化魅力

　　中国色的“出圈”，近年来其实有迹可循，《满庭芳·国色》只是集大成的一次爆点。周杰伦流行歌曲《青花瓷》里唱出的一句“天青色等烟雨”，令多少人醉心于如诗如画又神秘非常的雨过天青色。爆款电视剧《延禧攻略》带火的“延禧色系”温柔又高级，那正是浓淡皆宜、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的一整套中国传统色系。在全国多地巡演上百场的舞剧《只此青绿》，用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中那抹独特的青绿色，唤醒了中国人的审美体验。

　　大众对于中国色的追捧，甚至跨越千年，对接时下的日常生活。频频卖断货的国风口红，其郎窖红、胭脂红、美人霁等色号的灵感，无不来自中国色。修图App中备受年轻人青睐的“中国潮色”滤镜，离不开众多中国传统色彩贡献的智慧。兔年新春，“小红书”上热搜的去处，很多都指向雍容大气、年味满满的宫墙红，北京的故宫、杭州的德寿宫、上海的广富林、成都的武侯祠等皆如是。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看来，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一方面，一批高质量影视文艺作品、文博艺术展览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无不塑造了以国色为基调的安宁典雅、蕴藉丰厚的审美，润物细无声地释放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身处快时代，越来越多善于内省的人们由衷感知到，历经岁月积淀的才是高级的，直入人心的。”

　　审美基因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超越了色彩，成为中国色最耐人寻味之处

　　追捧中国色时，我们应当追捧的究竟是什么？

　　单从视觉上看，众多中国色都能在国际通用的潘通色卡里找到对应的参数。胡建君指出，中国色的独特性其实更在于色彩观念承载的文化内涵。只有置身于文化史上，中国色彩艺术方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原来，有别于西方三原色的分类法，中国古色遵循的是“五色观”。这种色彩观念结合“阴阳五行说”等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可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亦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小到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到国家典礼仪式，古人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中国色”网站收录的中国色多达526种，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中很多颜色颇为微妙，呈现出含蓄而清雅的高级感，妥妥拿捏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文化学者郭浩、李健明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一书中揭秘了384种中国古色的由来。例如，“苍筤”是春天竹子出生时的青绿，“月白”是月光洒下的一片青白，“窃蓝”是立秋之起色、秋天晴空的一点蓝，“海天霞”是海霞灿烂里云朵和天空被染上的那层浅红。由此可见，中国色均从天地万物的造化中衍生而来，让人不禁佩服古人的感知力与想象力。

　　古往今来，中国色也从流转的自然定格在器物、绘画和建筑中，让更多的人得以捕捉这样的美感。中国陶瓷的众多颜色就大有讲究，包含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意义，对此，马未都在《瓷之色》一书中有过详述。像是声名远播的永乐甜白釉，妙在一个“甜”字。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里透白。盛唐最神秘的瑰宝——秘色瓷，是唐朝皇亲贵戚专用瓷器，如美人罩上面纱，其工艺至今是谜。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中，就有“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秘色之青。而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奥秘，早在初版于1959年的专著《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中，近现代工笔画名家于非闇就曾一一拆解。他指出，中国古代画家不但善于运用色彩，而且运用他们的智慧，使颜料抓紧绢帛，经过多少年的舒卷仍不脱不落。如是才有了宋徽宗《芙蓉锦鸡图》中浅红色芙蓉花与五色绚烂锦鸡的相映成趣，以及王希孟用大青大绿两面着色、染天染水成就的《千里江山图》。

　　来自生活的大美中国色穿越千年，依然魅力独具，业内期待，“出圈”之后的它能更好地装点今天的美好生活。(本报记者 范昕)

　　(来源：文汇报 2023年1月30日 第5版)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