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人民币。中新财经 邵婉云 摄
人民币汇率为何能持续回升?
继去年年末人民币汇率反弹回升,并于12月夺回7.0关口后,人民币的上涨态势一直延续至2023年。对此,多方分析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上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原因之一是情绪面改善。”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接受中新财经采访时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逐渐优化,预计疫情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将减弱,经济社会生活将逐渐回归正轨,市场对于2023年经济增长信心更强。
王有鑫指出,汇率上涨得益于交易面的支撑。年底前后,出于流动性需要,企业结汇有所增加。境外机构对中国经济加快复苏的预期强化,纷纷看多人民币资产,跨境资本流入也在增加。
不仅如此,政策面的提振效应也在增强。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12月30日发布公告称,自2023年1月3日起,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延长至北京时间次日3:00,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及浮动幅度、做市商报价等市场管理制度适用时间相应延长。
同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还调整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和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权重,美元、欧元、日元的权重均有所下降。
王有鑫表示,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时段的延长、货币篮子权重的调整以及美元权重的下调,进一步优化了汇率形成机制,拓展了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为全球投资者投资人民币资产以及进行风险对冲提供了更多便利。
“人民币汇率受发达经济体货币影响减弱,汇率形成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提高,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信心,使得汇率快速走高。”王有鑫称。
人民币汇率后续如何走?
开年就迎来开门红后,人民币汇率2023年的后续走势也备受关注。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整体看,2023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修复和温和通胀,将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综合经济基本面与国际收支面考虑,预计2023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将呈现双向波动、温和回升、逐步趋近长期合理区间的走势。
“2023年中国经济将开启‘修复性复苏’模式,复苏的主要动能来自于抑制经济增长因素的消除。”温彬称。
他具体分析到,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将提振消费与投资信心,经济内生动力逐步恢复;房地产逐步由风险暴露期转向风险收敛期,融资改善与信心恢复将成为主要特征,行业逐步转向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地产对整体经济开始由负面冲击转为中性;通胀将保持温和,一方面内需复苏将促使核心通胀均值回归和中枢上移,另一方面输入型通胀压力减轻,则将有利于限制通胀涨幅。
在王有鑫看来,2023年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延续波动回升态势。随着各地疫情形势逐渐接近达峰并好转,人员流动、交通、餐饮、消费等领域活动将逐渐恢复,市场信心将进一步增强。而欧美等经济体经济增长压力将加快显现,货币政策放缓或转向的讨论将逐渐升温,美元大概率持续回落,对人民币的制约效应减弱。
“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背景下,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球亮点,吸引跨境资本继续流入。”王有鑫称。(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